【作者简介】

赵国昌，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劳动就业、公共政策评估；

李俐，西南财经大学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学生职业规划、学生就业；

秦芳，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劳动力配置。

【摘要】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韧性，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趋势更为清晰，服务消费与高技术行业展现新的增长动能；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使稳预期与政策储备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就业层面，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但人岗匹配效率、技能转换通道与新就业形态的劳动保障仍需系统完善。本文以“技术—结构—制度”联动框架为主线，梳理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制与可检验事实，讨论结构性矛盾与就业韧性的关键约束，并提出面向“十五五”的政策工具组合。

【关键词】

“十五五”规划；高质量就业；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结构性匹配；就业韧性

2025年12月19日，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2025年年会暨第九届中国就业促进理论与政策论坛在北京举行。会议由西南财经大学、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由西南财经大学北京研究院、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中心、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承办，以“面向‘十五五’的就业促进”为主题，围绕新质生产力与人工智能、结构性匹配与重点群体支持、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与治理工具创新等议题展开研讨。与会人员对当前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走势进行了分析研判，围绕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制、结构性矛盾与就业韧性、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等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而系统的讨论。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韧性并呈现稳中有进态势。一是经济运行前高后低但总体平稳，全年实现5%左右增长目标。二是就业总体平稳，城镇调查失业率约5%。三是增长结构优化，装备制造业带动作用增强，产业向高端化与智能化升级。四是出口保持韧性，外贸顺差扩大，外需仍是重要支撑。展望2026年（“十五五”开局之年），需在更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下扩大内需、稳预期，并应对外部摩擦与不确定性。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理事秦芳汇报了专委会2025年度工作成果。过去一年专委会共举办4场季度就业形势分析会，承担6项课题研究并转化为政策建议，走访调研了7所高校、6家科技型企业和2家国有企业，完成高校毕业生就业追踪调查1万余份。秦芳重点分享了关于“破解人才错配，释放工程师红利”的研究成果。研究指出，我国工程师规模虽大但占比仍低，且面临严重的理工科人才有效利用不足问题。人才利用不足的原因主要源于技能与岗位脱节（学了干不了）、职业认同感低（学了不愿干）以及对国有单位的过度偏好（期望错配）。为此，研究建议优化工程人才学历结构，深化产教融合，并提出通过为高校毕业生提供5年社保补贴等措施，增强民营经济的就业吸引力，从而有效释放工程师红利。

一、高度警惕外部不确定性的冲击，认真应对就业工作的波动性和复杂性

得益于自身较强的韧性和抗压性，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韧性，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趋势更为清晰，服务消费与高技术行业展现新的增长动能；同时，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使稳预期与政策储备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基于这一背景，与会专家认为，当前我国经济与就业形势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经济运行在主动调整中保持韧性，结构优化趋势增强。制造业与服务业在数字化、智能化驱动下呈现分化升级态势，高技术行业与新型服务供给对就业扩容与岗位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内需扩张与服务消费升级对就业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提升居民消费预期、完善服务供给与优化营商环境，有助于扩大就业容量并改善就业质量。

三是外部不确定性上升强化了“就业韧性”建设的必要性。应将风险管理前置，以就业影响评估与监测预警提升政策时效，以稳岗扩岗、转岗培训与公共服务协同减少调整摩擦。

四是重点群体议题宜从“压力叙事”转向“通道建设”。通过提升岗位信息透明度、完善“见习—转正—再培训”衔接、强化能力画像与技能认证，提高人岗匹配效率与职业可持续性。

与会专家指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主要矛盾更集中体现为摩擦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下的自然失业，并最终表现为就业质量问题。在信息技术普及背景下，就业信息传播更充分，但这并不自动等于“匹配效率提高”，反而对公共就业服务提出更高要求：更精确的技能识别、更及时的岗位推送、更可持续的转岗支持。

在外部冲击常态化背景下，与会专家深入探讨了增强就业韧性的路径。对此，兰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西北人口》主编贾洪文强调产业与就业协同的重要性，即围绕新质生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并以稳岗扩岗政策与创业支持提升市场主体吸纳能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徐娟教授则建议运用大数据技术及时把握劳动力市场变化，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具前瞻性的依据。

基于上述分析，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就业政策应更突出“韧性建设”，通过建立行业—区域的就业风险预警机制、强化对中小企业的稳定预期与公共服务支持、完善转岗培训与公共岗位供给的联动预案，从而有效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

二、技术壁垒与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制与可检验事实

人工智能作为通用目的技术，具备渗透性与可扩展性。我国人工智能产业蓬勃发展，2024年核心规模已突破9000亿元，增速达24%，2025年则跨越了1.2万亿元门槛。①与会专家具体分析了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

1.人工智能技术应“增强人”而非“代替人”

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关键作用不在于简单替代劳动，而在于通过数据驱动与算法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并把劳动者从重复性任务中释放出来，使其更多转向工艺优化、质量管理、组织协同与创新服务，即“增强人”而不是“代替人”。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这对应“任务再分工”与“技能补强”：一是岗位内部的任务结构被重排（常规任务减少，非例行任务比重上升）；二是岗位之间出现新的互补关系（算法、数据、系统运维、场景运营等职业簇扩张）。这也是解释“新职业涌现”与“岗位升级”并存的基础。

2.“双刃剑”逻辑关键在于过渡速度与承接能力

与会专家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双刃剑效应”展开分析，指出其影响的是积极面在于创造新岗位与提升就业质量：技术从研发走向应用，带来算法研发、模型训练、数据治理与场景应用等新职业增长。挑战面在于替代压力与结构性冲击：对重复性、标准化任务岗位形成挤压，初级岗位受影响更大，与青年就业压力上升有关。与会专家强调替代与创造在时间、规模与对象上并不同步，转型期更易出现阶段性失业与就业不稳定。因此需要通过技能提升、岗位转换支持与制度兜底，放大创造效应并缓冲替代冲击。

针对结构性矛盾与人才供需适配问题，云南大学经济所所长陈瑛教授从人工智能对学历—工作错配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她基于多维职业技能视角的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与体力类多维技能的替代效应不利于错配缓解，而与非常规类多维技能的互补效应能够进一步缓解错配。她建议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形成终身学习观念，着力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提出健全以技能为导向的教育模式，促进人机协同，以技术进步释放人才红利。

3.制造业智能化的就业乘数：从“挤出”叙事转向“带动”机制

针对“智能化是否挤出就业”的典型担忧，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牛志伟从制造业智能化角度讨论了智能化与就业乘数效应。牛志伟教授基于2004—2022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指出，智能制造通过工业互联网、机器视觉与智能控制系统推动预测性维护与柔性生产。一些领先企业在效率提升、能耗下降的同时，并未“挤出”就业，反而带动运维、系统集成与数据分析等岗位增长。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智能化水平每提高1个标准差，可使制造部门1%的就业增长为服务业额外创造0.064个百分点的就业机会。他建议完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扩大劳动力“蓄水池”，并减少跨部门、跨区域流动障碍。

浙江大学李实教授认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未来就业市场可能会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他指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可能呈现“倒U型”趋势，即在初期创造新岗位、带动就业增长，但随着技术进一步普及，部分传统岗位可能受到替代影响。因此，建议提前做好政策准备，通过制度设计为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变化预留缓冲空间。

李实教授提出了几条前瞻性政策思路：一是可考虑适时优化工作时间制度，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前提下，适度缩短法定工时，通过岗位共享等方式缓解技术替代带来的压力；二是在条件较为成熟的地区探索试点全民基本收入（UBI）等新型保障机制，为受技术变革影响较大的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支持；三是推动建立“技术红利分享”机制，例如对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或自动化设备的企业征收适度的专项税费，相关收入可用于支持劳动者技能再培训、就业转型以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举措旨在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公平，帮助劳动力市场更平稳地适应未来变化。

4.统一大市场的制度障碍：劳动基准缺失与要素垄断并存

劳动力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关键难点，在于制度供给与技术变革的不匹配。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常凯教授从完善劳动标准体系角度提出，要完善劳动标准体系和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营造公平有序就业环境。他重点分析了五个关键问题：一是平台用工与劳动雇佣关系的界定问题，探讨平台劳动者是否属于传统雇佣关系范畴；二是劳动合同的必要性与劳动关系认定，分析在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如何认定劳动关系；三是社会保险的处理机制，研究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参保路径；四是个别劳动关系与集体合同关系的协调，探讨在平台经济中如何建立有效的集体协商机制；五是灵活就业概念的澄清与规范，厘清新就业形态的相关概念界定。他认为，当前劳动关系面临复杂挑战，需要从多角度进行规制和调整，而这种规制和调整的前提，是认定平台基本用工的雇佣性质。要克服和纠正平台用工的“去劳动关系化”倾向，平台用工不应是法外之地，必须在劳动用工中推行劳动合同制度，以构建平台和谐劳动关系。否则，平台经济不可能持续有效发展。

北京交通大学唐代盛教授进一步分析，若推进最低小时工资等工具，需要科学界定灵活就业的工作时间，避免统计口径与制度执行脱节。换言之，劳动标准建设不仅是价值选择，而且是治理能力建设。

三、制度壁垒与结构性矛盾的困境与改革进路

制度性障碍正成为制约就业结构优化的核心瓶颈，需要从法制完善、财政投入、教育改革与市场激励等多维路径协同发力，以消除要素流动阻碍、扩大技能供给与社会保障覆盖，推动人岗匹配效率与就业韧性提升。与会专家提出了可操作的改革思路，涵盖劳动基准、社保、用工认定与技能供给等方面。

1.结构性矛盾的识别：从“规模压力”转向“匹配效率”

分析“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态势，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屈小博研究员认为，就业的主要矛盾集中体现为摩擦性与结构性因素叠加下的自然失业，并最终表现为就业质量问题。近年来自然失业率从21世纪初的4%左右上升至5%左右，调查失业率总体已接近自然失业率水平。基于上述判断，他概括了“十五五”时期就业将面临的四大挑战：青年群体供给和存量失业压力长期存在；人口转型和快速老龄化抑制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张；人力资本不能满足转型需求，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长期存在；新技术革命加剧新旧就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2.包容性就业：重点群体的“支持性制度”也是生产力

就业友好型转型不能只讨论一般劳动者，也需要纳入重点群体的可达性。国家卫生健康委心理健康中心社区康复指导部主任李传旭分享了促进精神康复人员就业研究的实践经验。基于“啡尝精心”项目的实践启示，李传旭介绍了精神康复的理论基础，强调个体安置与支持模式对精神障碍患者获得竞争性工作岗位的重要性。其关键在于“个体安置与支持”（IPS）等长期支持模式。其政策启示是：通过更连续的服务供给、更多元的就业形式与更友好的社会环境，将“可就业”转化为“可持续就业”，从而提升整体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与效率。

3.灵活就业发展趋势：新就业形态的机遇与挑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冯喜良教授从灵活就业发展趋势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表示，灵活就业正在逐步为高校毕业生所接受，一些新就业形态特别是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形态，已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一项新的就业选择。冯喜良教授通过调研发现，灵活就业人数虽然已达两亿之多，但大部分灵活就业者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法律、政策、制度等亟须进一步完善优化。

4.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以供需匹配枢纽推动“教育—产业”协同

西南财经大学赵国昌教授强调，要完善人力资源供需匹配机制，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通过技术创新和政策引导来解决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岗位面临的供求错配问题。与会专家围绕供需适配的对话讨论提出了一个可推广的治理主线：以供需匹配机制与终身技能体系为枢纽，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商学院教授、西南财经大学光华讲座教授姚加权认为，应加强产教融合，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从而提升人岗匹配效率与人力资本可迁移性。

四、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政策工具如何“既提效率又稳质量”

在向高质量就业转型的背景下，需统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与制度保障，协调短期冲击与长期适应，构建以技能提升、就业安全与市场有效配置为核心的政策组合，促进劳动者平稳转岗与可持续就业。兼顾包容性与效率，强化产教融合和社会保险，利用大数据与公共服务提升匹配精度，推动区域协同与中小企业吸纳能力提升。

1.“投资于物—投资于人”协同：把就业目标嵌入发展逻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晓伟研究员探讨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下如何更好构建“就业促进机制”，强调应充分汲取已有“两重”“两新”项目实施中的经验和教训。一是要跳出“必须用项目尤其是基建项目花钱”的窠臼，钱要更多花在机制（人头）上，而不仅仅是在砖头上。二是要跳出各级政府“凑份子”（共同出钱）办事的传统思维，区分“投资于人”事务的属性，属于中央事权的由中央出钱，属于地方事权的由地方出钱。三是要跳出项目“申报核准”的传统方式，变为地方“备案”制，“投资于人”中属于中央给地方的钱，不需要地方层层申报，按照相应的事务属性由中央直接切块给地方，充分调动地方主动性和积极性。

暨南大学薛森副教授进一步指出，可把就业地点选择、生育支持与家庭友好型政策纳入统筹。这一扩展提醒我们：劳动力供给不仅取决于培训与教育，而且取决于家庭支持与公共服务可达性。面向“十五五”，将家庭友好政策与就业政策联动，有助于提高劳动参与度和职业持续性。

2.劳动标准与灵活就业：在“弹性”与“保障”之间形成可执行规则

常凯教授围绕平台用工关系、劳动合同、社保机制、个体与集体关系、灵活就业概念等关键问题，强调要建立覆盖多元就业形态的劳动基准，使市场弹性建立在明确规则之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叶菁菁教授从财税制度视角提出，制度设计可能对就业形态产生结构性影响，并通过参保激励影响就业质量。对策上，需要强化税收、社保与就业政策的一致性，减少制度性扭曲，降低灵活就业者的参保门槛与不确定性。

3.就业监测与公共服务：用数据与算法提升“匹配效率”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刘培林研究员就完善就业影响评估和监测预警提出，要加快建设智能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力供给和任务需求进行动态分析，实现岗位精准推送、技能智能评估和职业发展科学指导，提升就业匹配效率和质量。他进一步建议创新就业统计方法，以适应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也要注意就业率统计可能不能准确刻画就业率本身的顺周期性质的影响。他提出可按多口径统计就业率，如在目前周就业1小时口径的基础上，分别统计周就业10、15、35小时就业率；缩短找工作认定期限（从3个月至1周或1个月），以更精准地衡量就业状况。

在服务供给侧，智能化公共就业服务体系的关键是把“数据能力”转化为“治理能力”，实现岗位精准推送、技能评估与职业指导。平台实践也提供了启示：快手研究院李弈晖研究员认为，直播、短视频与算法推荐可提升岗位信息触达与本地化匹配效率，降低信息摩擦成本，并在用工撮合与技能传授方面形成可用的服务能力。对公共部门而言，重点在于以规则与接口实现协同，而非简单替代。

4.教育转型与产教融合：提升匹配效率的制度基础

《中国大学生就业》编辑部主任王红介绍，大学生就业研究重点之一是聚焦教育强国建设重大战略支点，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要坚持总体适配、动态平衡、良性互动，探索建立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平台；加快构建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服务体系，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潘静波教授分享了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的实践经验。她指出，校企合作中，中小微企业的用工撮合成本较高，撮合成功后也难以规模化复制。在专业设置与课程调整方面，尤其是财经类专业转型压力更为突出。她建议深化产教融合，建立更紧密的校企协同机制。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奉莹副研究员认为，“十五五”期间国家将围绕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系统推进一系列战略部署和政策举措，旨在构建就业友好型发展方式、破解结构性矛盾、保障劳动者权益，并推动形成发展与就业的良性循环。这些举措包括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将就业相关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分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政策，促进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劳动者权益保障与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就业服务优化与建设公平就业环境等。

五、结论与展望：从“技术冲击”走向“制度化过渡”

面向“十五五”，就业促进的核心命题正在从“应对冲击”转向“组织过渡”：以技术向善为导向，在效率提升的同时稳定岗位转换预期；以教育重塑与终身技能体系提高适配效率，以社保与劳动标准兜底提升就业质量，以统计与公共服务创新提高治理精度与韧性。

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三类议题：其一，人工智能对就业的长期跟踪评估与产业异质性识别；其二，职业技能培训与岗位转换政策的成本—效果评估；其三，新就业形态劳动权益保障与社保机制的制度设计与可执行性研究。

“十五五”时期我国就业既面临结构性矛盾深化、青年就业服务需求增长与技术变革加速等挑战，也蕴含新质生产力发展、数字化转型与制度创新带来的机遇。应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构建系统性应对方案，以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

会议形成的主要共识包括：第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需要与就业促进协同推进，应以“增强人”而非简单“替代人”为导向实现技术向善；第二，结构性就业矛盾的治理需要教育体系、产业政策与就业服务的协同改革；第三，新就业形态的规范发展需要劳动标准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步完善；第四，外部环境变化要求增强劳动力市场韧性与风险应对能力。

吉林大学李新伟教授强调，在技术变革加速背景下，学术研究需要回归常识与基本逻辑，政策制定应稳健并借鉴国际经验，平衡技术替代与传统生计保护。更重要的是，应在中国丰富的就业实践的基础上提炼自主理论概念与分析框架，为全球就业研究贡献中国经验与中国智慧。

与会专家认为未来研究可进一步关注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长期跟踪评估、职业技能培训体系的有效性、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设计、区域就业差异的协调机制等议题，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更扎实的依据与政策工具。